战地小虫奏鸣曲

作者简介   

杨冠群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朝鲜战争期间，北朝鲜全境战火纷飞，唯一可以免受美方直接军事攻击的地方便是开城。根据协议，双方都承诺不对对方谈判代表团所在的城市进行武装攻击。这两地便是北朝鲜的开城及南朝鲜的汶山。工作与生活于开城便安全和舒适得多，然而朝鲜战场的大环境仍对我们有不小的影响。在那些日子里，人员伤亡、生产停顿、交通阻断，朝鲜军民的日常生活陷于极大困难之中，通往中国的补给线也在美国飞机的日夜封锁之中。

作者在停战谈判会议室门前留影

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总部设在开城城外一个小山岗上。那里，树木茂密，附近农户甚少，环境恬静。总部办公室及会议室是逃亡地主的住宅。一般工作人员住用的不是民房，便是自建的平房，虽然比较简陋，还是说得过去。

吃的方面，米面不缺，蔬菜也可从当地补充一部分。蛋白质的来源主要是蛋粉、罐头猪肉及黄豆。这些食品虽较单调和乏味，但都是司机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内拉来的。对来之不易的物资，大家都懂得其珍贵，没有怨言。何况比起前线上，战斗于坑道中，缺水缺粮的部队来，我们的生活又不知好多少倍。

对我们这些长期生活于城市、相对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难以适应的恐怕是较差的卫生条件。

朝中代表团亲密合作，共同对敌。图为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部分女工作人员同朝鲜女同事在代表团驻地合影留念。（图片来源：《外交官（第3辑）》）

由于战争，卫生清除不及时，代表团驻地蚊蝇较多。同我对桌而坐的，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名学人。办公时间内，他也是蝇拍在侧，飞来一个打一个，噼啪之声不绝于耳。我们仿照美国轰炸机的型号，称那些红头或绿头、飞起来声如闷雷的中号苍蝇为B-24，个子特大的为B-29。在我们的严密监视下，消灭了不少来犯的“敌机”。

苍蝇固然令人讨厌，却不主动攻击人。蚊子则不然，往往来个突然袭击，防不胜防。没有纱窗，也没有喷射或烟熏的药物，大批蚊子来袭，无可奈何。叮得狠了，朝自己的大腿或脸部来一巴掌，有时也能报仇雪恨，但往往染一手自己的鲜血。再有一个消极防御战略，便是早早钻进各自的蚊帐。但工作往往需要熬夜，又如何是好？

比苍蝇和蚊子更为狡猾者是跳蚤。一、蚊蝇飞来都有响声，如同空袭警报，可以引起警惕和便于搜索。跳蚤那东西则是不声不响，来了就咬，咬了就跑。二、蚊子和跳蚤同为攻击型昆虫，但蚊子只夜间活动，白天休息。跳蚤则是“全天候”的，出动不分昼夜。三、跳蚤体小，而且有极强的跳跃能力，连世界跳高冠军也相形见绌。其活动速度之快更是蚊蝇所莫能及，因而极难捕捉。如果哪天夜里，在斗室里、被窝中有那么三五个可爱的小动物与你为伍，我敢保证，你绝不会感到寂寞！

有的跳蚤胆大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竟跳到我正在阅读的文件上。我实在觉得欺人太甚，怒不可遏，便在办公桌上拼命扑打。经验是：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巴掌打下去。如稍一迟疑，那挑衅者便逃之夭夭。

和我同宿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的一名高材生。这位化学家对于怎么治跳蚤也束手无策。跳蚤叮后，便起红斑，他的手臂和腿部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依我说来，咬得像“红豆粽子”。当时，仅有的药物是“六六粉”。这药粉对付“榻榻米”底下或木板缝里的臭虫，还有效；对于能腾云驾雾、来去自如的跳蚤，则不起作用。科学家百般无奈，便穿了长袜睡觉，果然挡住了不少的袭击者。成功后，他又推而广之，把长袜也套在手臂上，呼呼入睡。我的自尊心太强，不肯如法炮制，宁可双臂被咬，也要誓做仅双腿着鞋穿袜的“万物之灵”！

最可恶者还不是跳蚤，而是另一种软体爬虫。

开城的冬天，户外气温适宜。院子里摆开了两张八仙桌，我们几个人在整理美军战俘的遗物。在室外进行，一来可以借太阳的紫外线对东西消毒，二来是借阳光取暖。看见一些美国大兵同妻儿的合家欢照片，心里不免有点黯然。看到有的美军在东京鬼混、搂着妓女拍的光屁股照片，又令人作呕。

我正干着，忽觉得身上刺痛难忍，伸手一摸，大拇指和食指捏到一个软软的东西。我以为是棉花球，取出一看，竟是一个活生生的、极其难看的白色小虫。赶紧到了厕所，解衣一看，衣、裤缝里小虫已排列成行，好似正等待着我的检阅。我回到工作台前，未吭一声，但已坐立不安。

志愿军代表参谋处的工作人员正聚精会神地整理美军俘虏的材料，务求准确无误，以便与对方交换。（左起第2人为作者）（图片来源：《外交官（第3辑）》）

午饭后，我请了假，回到住处，找到了平时烧开水的炉灶。大锅仍在，但火早已熄灭。幸好我住北京顶银胡同宿舍时，冬天下班回来还需轮流生火取暖，有过一点锻炼，便灌满了一锅水，又七手八脚地把火拢着了，脱下了内衣内裤，把它们全扔进了大锅。

我想只有“火攻”才能消灭这些家伙。问题是，毛衣怎么办？还有点常识，毛衣不能用热水烫。但毛线里全钻了虫子，抓也抓不完，何况细小的虱卵已挂满了毛线。我痛下决心，把毛衣也扔进了沸水。等水稍凉后，我便着手检查效果。我最担心的是毛衣，不知会不会缩成一团。捞出锅来，毛衣还热气腾腾，细加察看，衣物还无大损，但那些白色小虫全成了蓝色。怎么搞的？原来，由白变蓝，是我的蓝色毛衣褪色染的！

上海人称虱子为“白虱”。这名称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解放前，哪怕是隆冬十月，只要出大太阳，马路上的乞丐便并排坐着，纷纷脱下棉衣抓虱子，抓一个，往嘴里送一个。童年时参观动物园，见猴子也有此习惯，便产生疑问，“食虱”的习俗，是人向猴子，还是猴子向人学的？那时，见此情景，便躲得远远的。

其实，虱子不会飞、不会跳，何惧之有？没想到这虫子今天竟长在我身上，而且在我手里“白虱”变成了“蓝虱”。蚊子和跳蚤也是寄生虫，但叮完后赶快逃命，虱子则不然，粘在人的衣裤上，挥之不去，不但随时吮吸人血，还筑巢繁衍后代，实在可恶。不过，反过来，我又感到庆幸。听说，这虱子又名“革命虫”。大概在艰苦年代里，革命者都不免同它有缘之故吧。有此经历，我同“革命”又多了一点联系。

说起来真笑话，长了几个虫子，何须大惊小怪？后来，我又经历了下放劳动和五七干校的生活，回忆在开城的一点点艰苦，也就哑然失笑。但从无到有，毕竟是个质变。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刚刚起步的城市青年来说，开城的物质环境也算是个小小的锻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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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苦甜的鸡尾酒》

作者 | 杨冠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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